1919年盛夏，我生于湖南省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保靖县的一个土家族知识分子家庭。保靖县山清水秀，民风淳朴，但交通闭塞，文化落后，连一所初级中学都没有。我十岁丧母，幼年就失去了母爱的哺育。竞择小学毕业后，正当嬉戏少年，为了继续读书，跋山涉水，考进了150公里之外的沅陵县朝阳初级中学。学习靠自觉，生活靠自理，这也确实锻炼了我以后长期在外独立学习、生活的意志。1931年刚入学不久，日本帝国主义发动了”九·一八事变”，侵占了我东北三省，学校里群情激愤，我与其他师生们一道上街游行，积极宣传抗日，抵制日货。朝阳中学是一所教会学校，英语和有关课程都是外国传教士讲授，校歌也是英文的，学习英语的气氛很浓，三年的学习为同学们的英语奠定了较好的基础。1937年长沙兑泽中学高中毕业时发生了震惊中外的”卢沟桥事变”，日寇发动了大规模侵华战争。1938年，抗日战争愈加激烈，烽火连天，山河破碎，我长途跋涉，辗转来到重庆，当时，大部分高校已招生完毕，只报考了四川大学外文系、齐鲁大学医学院和国立药学专科学校，同时被录取，由于希望成为一个科技工作者和经济条件的限制，我放弃了四川大学和学制七年的齐鲁医学院，选择了学制四年的国立药学专科学校。从此，我的一生就，与药学事业结下了不解之缘。我的整个中学和大学读书期间是与我国抗日战争联系在一起的。
1938年至1942年，是我大学艰苦学习的四年，也是抗日战争极其艰难的四年，从南京迁到重庆的国立药专，学习与生活都十分艰苦，吃的是掺着沙子和稗子的所谓”八宝饭”，住的是几十人一起的简易宿舍，夏天闷热难熬，冬天寒风刺骨。当时的教学条件与设备也较简陋，还经常要躲避日寇空袭，在凄厉的警报声和隆隆的爆炸声中，大家都能刻苦学习。现在看来，艰苦的环境确实能够激励和锻炼人的上进意志。在那艰苦的岁月，老师们的生活也很困难，雷兴翰教授放弃了美国的优厚待遇和工作，1940年回国任教，他与管光地教授等许多教师都甘于清贫，苦作园丁，教书育人，培养年轻一代。雷兴翰老师治学严谨，师德高尚。不仅传授知识，并经常教导做人之道，深受同学们的尊敬和爱戴。当时日本侵略者气焰十分嚣张，对重庆地区狂轰滥炸，如1940年重庆市伤亡惨重的大轰炸，同学们基于爱国热情，参加了救护工作。不久地处郊区的磁器门校部在一次敌机空袭中，有一位教师和一位女同学遇难，大家眼含热泪，满怀仇恨，强忍悲痛掩埋丁师友。当时，我们对国民党政府腐败无能遭受日军野蛮侵略，感到无比愤慨而又无能为力，但要为抗战胜利努力学习，报国雪耻是大家共同的心愿。
1942年与夫人在重庆歌乐山国立药专 |
1942年毕业后，谋求工作是第一道难关，同学们都纷纷自谋出路。我经老师推荐进入当时最高医药科研机构——中央卫生实验院化学药物组工作，有三个月的试用期，兢兢业业，努力工作，怕掉饭碗。试用期满考核合格后继续被录用，才放下心来。1947年调往上海，参与我国第一所药检机构——卫生部上海药物食品检验局的筹建工作，后任该局技士、化学室代主任。当时化学药物组主任和检验局局长都是加拿大华侨马基华博士，他国语不行，只会讲广东话和英语，我不懂广东话，只能以英语应对。六年朝夕相处，经常得到他的指导，业务和英语都有所提高，并建立了深厚的情谊，他既是良师又是益友。1950年他转入联合国工作，退休后定居温哥华，每年春节都互致问候，这种相互敬重的人际关系值得珍惜。马基华博土1999年病逝，倍感悲痛。
1948年，获得联合国世界卫生组织(WHO)的奖学金，赴美国马里兰大学和哥伦比亚大学学习。1950年6月完成在美的学业，获哥伦比亚大学药学硕士学位。正当回国之际，美国发动了侵朝战争。美国当局采取软硬兼施的威胁利诱手段，企图阻挠中国留学生归国参加新中国的建设，这是海外赤子面临的严峻考验。我与所有热爱祖国的留学生一样，回归的信念始终不变。经过大家努力和斗争，终于以喜悦的心情在9月中旬踏上归途。可是，船到香港后，停泊海中，港英当局不准登岸，有些打算探视在港亲友的留学生，只得与在码头上等候的亲友依依惜别。将全体留学生用小船送到九龙，转乘火车，一路上有警察监视，形同押送。当我们走过罗湖桥，在深圳踏上祖国土地的时候，看到五星红旗飘扬，心情十分激动。地方政府的领导和当地群众，敲锣打鼓，秧歌翩舞，热烈欢迎海外归来的学子，有的同学情不自禁地参加了秧歌行列，倍感祖国的温馨。这与我们在香港的遭遇形成鲜明的对比。到了广州，住在当时最好的宾馆南方大厦，还组织参观游览。政府对留学生安排的方针是根据个人自己的志愿，各自选择工作的城市和单位。我因家住上海，本拟留沪工作，因母校南京药学院的热情邀请，于1951年初应聘回到母校任教。当时雷老师兼任南京药学院药物化学教授，又是上海医药工业研究院副院长，由于科研工作和公务都很繁忙，他推荐我接替他讲授52届的《药物化学》。我有些犹豫，怕完成不了任务。他鼓励说：全力备课，不要气馁。并讲了他多年教学的经验和要点。这样，增强了我走上讲台的信心。在以后教学和科研工作中也经常得到他的指导和帮助。雷老师不幸于1989年病逝，众多学子失去了一位德高望重的良师，万分悲痛。雷老师的一生对药学教育、新药研发和医药企业的发展都作出了突出的贡献。
1950年于哥伦比亚大学实验室 |
1950年于哥伦比亚大学毕业典礼 |
教学方面，我先后讲授了《毒物分析》、《药品检定》、《有机分析》、《药物化学》等课程，后又为研究生开设《药物分子设计》、《药化选论》等，鉴于教材缺乏，多自编讲义。受卫生部委托，主编我国第一本药学专业的《药物化学》教材(1959年)，后继任各次修订本的主编，1988年版的《药物化学》于1992年评为国家优秀教材。此后又主编和参编多种参考书和工具书，如：《药物化学进展》、《药物化学回顾与发展》、《中国药学年鉴》和《当代中国的医药事业》、1988年版《中国药典(英文版)》、《汉英医学大词典》等，同时任多种学术刊物的顾问和编委。由于对教材建设所做的工作，1988年至2001年被聘为全国高等医药院校药学类教材评审委员会主任委员。改革开放以来，我曾到国外考察药学教育，并进行学术交流。我国是发展中国家，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高等药学教育既不能因循守旧不作改革，也不能生搬硬套盲目抄袭。1986年至1992年，我担任全国高等药学教育研究协作组组长期间，主持了多次药学教育研究学术会议，就如何建立专业齐全、层次分明、结构合理、规模适宜，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高等药学教育体系进行深入的探讨。我认为高等药学院校应加强基础，适当拓宽专业面，增强适应性，这样才能培养出符合医药卫生事业发展需要的人才。在此期间，创办了《药学教育》(季刊)便于各院校交流教学改革的经验和建议。
半个世纪以来，我一直生活在药大校园里，曾任药学院药物化学教研室、研究室主任、教务长、副院长和中国药大学术委员会主任，兼任江苏省药品检验所所长，任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学科评议组一、二届成员、药学组召集人，中国医药教育协会副会长。现任中国药科大学药物化学国家重点学科学术带头人，博导，学位评定委员会主席，中南大学名誉教授。看到一批又一批青年学生毕业走上工作岗位，作出成绩，为国家经济、社会建设作出了贡献，作为一名园丁，感到莫大的欣慰。
科学研究是提高教师业务水平和教学质量的重要手段，我国生产的化学药品绝大部分是仿制品，随着药品专利法的实施，涉及知识产权问题，不可能再任意仿制国外产品，我国医药工业面临严峻的挑战。现在国家提出要从仿制到创制的转变是完全正确的，要发挥开拓创新精神，研究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新药，从而加快仿创转变的进程。
新药研究是涉及多学科、多环节的系统工程，周期长，难度大，投资多，而具有一定风险的探索性研究，短期不易取得成果，甚至毕生奋斗也无所获，因此人们均不愿啃这块“硬骨头”。但为了人民的健康和医药工业的发展，需要有一批勇于探索，具有创新精神的科技工作者，来从事此项工作。近年来，国家对科技的投入逐年都有大幅度增加，建议基金评审更加公平公正，同时制定相应的激励政策，以激发新药研究者的积极性。
文革前主要研究中枢神经抑制药，目的是寻找成瘾性小、镇痛作用强的镇痛药和能控制情绪紧张、焦虑的安定药。合成一系列的吲哚类化合物，发现I2h，临床试用，对术后有较好的镇痛作用。成瘾性研究因文革中断。
七十年代中期，文革结束，科研工作恢复，但资料损失殆尽。先合成一些仿制药，抗癌药六甲嘧胺(HMM)，降压药硝苯地平，均已投产，用于临床。后又研究非甾体抗炎药，目的是寻找对胃肠道刺激小的新药，在一系列的取代胺甲基苯酚类化合物中，发现N14和N22具有较好的消炎作用，胃肠道副反应较小。根据需要我们又以心脑血管药物为主要研究方向，研究重点为作用于钙、钾离子通道的化合物和一氧化氮(NO)调控剂。
八十年代，探讨如何发展我国研发新药的方针和策略，是大家关注和讨论的热点。
我国有丰富的中草药资源，这是国外无可比拟的长处，有关新药的基础研究相对滞后，则是我们的短处，要扬长避短。我认为，除继续基础研究所揭示的新理论和新靶点，设计合成新化合物外，还应充分利用众多的中草药有效成分为先导物，结合计算机辅助药物设计(CADD)和定量构效关系(QSAR)的理论和技术，优化和改造先导物结构，创制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新药。
根据这一思路，八十年代中期，我们以中草药有效成分粉防己碱、原小檗碱、蝙蝠葛苏林碱、关附甲素和前胡丙素等为先导物进行研究，其中粉防已碱裂解衍生物异喹啉类化合物和某些关附甲素柔性结构的类似物具有心血管活性，如氯苄律定(86017)为多离子通道的阻滞剂，具有抗心律失常作用，已完成临床前研究，并已申请国内外专利(中国、印度、美国和澳大利亚)；化合物CPU-23进行了深入研究，为具有降压作用的新钙拮抗剂，可能作用于L型钙通道的DHP受体；化合物BTHP为一种新的钾离子通道阻滞剂，它与多种关附甲素衍生物均具有不同程度的抗心律失常作用。上述阶段性研究成果分别获山东省(1995年)、江苏省(1998年)科技进步二等奖，“钙调素及其拮抗剂——蝙蝠葛苏林碱研究”获国家教委(1993年)科技进步二等奖。此外还进行了血管紧张素转化酶抑制剂(ACEI)和苯骈吡喃钾通道调控作用等研究。九十年代后期，侧重于一氧化氮供体型心血管药物的研究。
1990年获国家教委“从事学校科技工作四十年荣誉证书”，1999年获何梁何利科技进步奖，同年评为江苏省优秀学科带头人，2007年获中国药学会突出贡献奖。培养硕、博研究生50余名。1989年评为江苏省教书育人优秀研究生导师。发表论文160余篇(编人两本论文集)，发明专利5项。
曾任江苏省药物研究所所长，国家发明奖评选委员会特邀审查员，国家新药研究与开发领导协调小组专家组和顾问组成员，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评审委员，国家医药局新药基金评审委员会主任委员。
先后任国家新药研究基金“七五”、“八五”攻关，医药技术创新1035工程，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国家科技部等项目课题负责人。主持了多次有关新药研究的学术会议：1979年全国首次“药物设计及定量构效关系(QSAR)研讨会”、1982年全国药物化学学术会议、1988年“全国新药研究与开发讨论会”、1993年“第四届全国分子力学与药物分子设计学术会议”、1999年亚洲药物化学学术会议、2006年全球华人药物化学学术论坛(名誉主席)。
我曾是江苏省政协委员、省政协副主席、全国政协委员、常委，江苏省九三学社主委，有机会学习了有关政协和统战工作的文件，围绕党、国家和省的中心工作调查研究，建言献策，参政议政，积极参加政协和民主党派的活动。此外还参加了1992年国务院三峡考察团，了解三峡大坝的建设。1993年担任江苏省全国政协委员赴广西考察团团长，考察改革开放以来广西的经济建设、社会进步、扶贫措施等情况。1995年率领江苏省政协委员考察太湖污染情况。上述活动，都有助于对省情，国情的了解。
也曾任江苏省药学会理事长，创办了《药学与临床研究》杂志，积极推动学术活动的开展。
改革开放以来，我先后访问了英、法、美、荷兰、丹麦、挪威、芬兰、土耳其、日本和香港等国家和地区，考察药学教育，并进行学术交流，其中并任赴法药学教育考察团团长。回国后均撰写专文介绍考察情况和自己的感受，供有关部门参考。
我年近九旬，作为一名中国工程院院士，希望有生之年，能继续为培养人才、新药研究，发展我国医药卫生事业作一点贡献。
2007年10月